【中國禮品網訊】1931年，快要過年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下了一道手令，禁止機關在舊歷年送禮，理由是，“廢歷年節，互相饋送，此種繁文殊背節約之旨。”
湖南《大公報》刊載了這道手諭，其中提到的“廢歷年節”，是指農歷春節。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法令上不認可農歷春節，合法的“過年”是陽歷元旦。民國肇始，就已經確定這一理念。
盡管如此，政府的一廂情愿仍然敵不過傳統的力量，長沙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直到30年代，還沒有來得及習慣這個“洋年”，依然計算著老歷時光，盼望過年，延續一如既往的年俗。
他們走親戚拜年，鞠躬作揖，親戚間互送禮品，肘子、肉、桂圓等，是常見的送禮佳品。
官員們則有另一套過年送禮的規則，他們大抵是送支票等錢財物，十分高端，也易滋生腐敗。因此，國民政府在推行新生活運動時，也不忘出臺各類限制公務員大肆宴請、年節送禮的規定。正如廢除舊歷春節法令難擋民間的過年習俗一樣，各類禁令雖然出臺，也難阻官場陋規年節送禮的舊習。
在這里，法令、制度與官場、民間舊習，它們犬牙交錯而又涇渭分明，各自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空間。
拜年彎腰、作揖、磕頭，拿上壓歲錢端過甜酒桂圓湯
1919年2月1日，正月初一。陰霾密布，寒風冷冽，長沙城里到處泥濘不堪。但出門拜年的長沙人卻熱情高漲，攜老扶幼，全家出動，到親朋家去拜年。即使踩得一腳泥濘也毫不在意。
他們毫不在意的，還有民國初建時頒布的法令：禁過舊歷年，提倡新歷年，也就是元旦。人們延續著舊歷年最重要的習俗：“拜年”和“送年禮”，親戚朋友之間互相拜會，互相祝福，互道吉利話，互送年禮。
長沙人拜年，到了主人家，要手敲頭門，嘴里喊“恭喜”的吉利話，然后拱手站得筆直，等主人來迎。那時已經沒有皇帝，跪拜已不時興，拜年的人們大多直接以彎腰作揖行拜年禮（1919年2月7日湖南《大公報》）。“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團坊。”出生于1920年的長沙老人袁實之小時候最期待的事，就是過年。一大早換上齊齊整整的新衣服，跟著家里大人四處去拜年，到了門口喊一聲：“叔伯娭毑，給您老拜年來噠。”進了屋，給長輩們下跪磕個頭，惹得娭毑們笑容滿面，忙不迭地給壓歲錢，還有一碗熱氣騰騰的甜酒桂圓湯，里面好大一枚“蛋波波”（雞蛋）。
與傳統的拜年方式不同，有一些人不打算驚動主人，“僅從門外投一名片，以代上項禮節”。一些生意人自己不親往，就使晚輩或傭人持名帖投賀，也算已上門拜過年了。
流行于民國時期的投遞名片算是一種新時尚。一張民國時期印紅名片流傳類似于現在的賀年卡。
百姓送禮長沙百姓送肘子、冰糖，大戶人家還有桃酥、交切等糕點
走得近的親朋，除了說些吉利話拜年之外，還會互送年禮。191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鹽城鄉土地理》中這樣解釋，“親朋以酒物相贈，謂送年禮”。
1934年1月4日的一份報紙上，一篇名為《年禮有感》的文章很是感嘆了一把“年禮”。“每到過年節的時候，不管陰陽歷，凡是知好，必要彼此饋送些禮品，至少兩色，多至四色，八色。看個人的交情與經濟狀況而定。”
按照當時送禮的規矩，各個地方略有不同，但大抵都是有圖個吉利和表達情感之意。在同一個城市住著的親朋好友，大多彼此互送禮券，或饋食品。
以吃食為主做年禮的長沙人，流行去老字號買年貨。1921年出生的張志浩老人說，長沙人過年互贈的點心之類，都講究要到名牌商店（即有名的店）去買。最有名的當屬九如齋，當時有句諺語說，“三吉齋、三元齋、三三得九九如齋。”
袁實之老人還記得，那時送的年禮，“吃的東西居多，有肘子、肉、雞、桂圓、荔枝、冰糖、花生等，還有點心和水果。”
張志浩老人說，大戶人家送的年禮有蛋糕，桃酥、面白脆、交切、寸金等糕點，還有桂圓、荔枝、蜜棗冰糖。他們對選料極為精心。“比如桂圓，最小的叫枝圓，大一點的叫泡圓，最好最大的才能叫桂圓。”長沙人常去買年貨的名店，有稻香村、王茂興等。
1926年2月19日長沙《大公報》說，“南貨館及各醬園門口，真是車水馬龍，擁塞門前。八角亭的九如齋，不但買貨不到，連他的門坎也踏不上。”可見長沙人買年貨的熱鬧。
但官員們可能較少湊這份熱鬧，1917年，陰歷十二月二十九，北洋政府高官吳敬修在北平（今北京）家中舉辦晚宴，好友張遠伯當晚送來年禮四色，“蜜橘、蘋果、元宵及酒兩瓶”，吳敬修“隨答蒓菜二瓶，罐果二瓶，包子一盤，黃糕一盤”，謂之“四色年禮”。
可見官民雙方，大都沒有從內心深處認同政府廢止舊歷春節的法令，即便國民政府成立之后，率先垂范，大力推行新歷法，但民間并不買賬，慶賀年節依然如故。在推行新歷法最嚴厲的1930年，當時的《國民日報》和長沙《大公報》上，均有關于舊歷新年的記載，“但一般市民卻是熱熱鬧鬧過新年。長沙鄉間比城市熱鬧”，“沒一家不是籌備香紙蠟燭，高貼那鮮紅的大春聯”。不得已，1934年年初，民國政府放棄強制讓民眾不過舊歷新年，承認“對于舊歷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多干涉”。
官員送禮清朝陋規依然存在，年禮饋送不止
與普通百姓不同，民國成立之后，官員們不僅要面對新舊歷更迭帶來的習俗沖突，他們還要面臨每逢年節時，各種“送禮”禁令。這對清朝的官員而言，是怎么也不會想到的。
1913年，北洋政府頒布的《官吏服務令》，要求官員不得饋受財物。民國北洋政府高官李景銘認為，官員之間的年禮饋送意味著積重難改的官場陋規，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李景銘在民國二年（1913年）被選為政治會議議員，出任北京政府財政部賦稅司司長。民國四年（1915年）舊歷年前，崇文門監督何棪派屬下馬弁送了李景銘一份“特殊”節禮，里面只有一張5000元的支票。
5000塊在當時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四年后魯迅在北京八道灣11號買的一座三進的四合院才3675元，這被李景銘視為何棪試圖賄賂自己，他把這事兒寫進了當天的日記。
為什么何棪在春節前送了這樣一份“大禮”給他？李景銘自己分析，是因為他向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周自齊建言取消崇文門稅關“三分加一”的陋規，何棪意欲請他放棄這一建議。
崇文門稅關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稅收關卡，每年征收的稅額，居全國各大稅關之首。其監督一職，一直被視為“人人垂涎的肥差”。而其征稅沿襲清朝“三分加一”的陋規存在已久。
并未見到直接史料說明李景銘為何有此建言。但在今人看來，李個人之所以有此表現，與其優異的政治資本有關，畢竟其才37歲，年富力強，又是財政部賦稅司司長，仕途可謂一片大好。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一次會議上，周自齊直言不諱地告訴李景銘，崇文門陋規在前清時是內務府向上“進貢”的“脂粉費”，如今民國成立，應當歸于政府，所以要他“不必過問”。
事實上，李景銘并不是唯一一個收了何棪舊歷年厚禮的財政部官員。次長張壽齡、部長周自齊分別收到支票5000元和10000元。
報明袁世凱之后，這三筆錢被朋分之：—批作財政部“參司年終津貼”，李景銘和其他各司司長各得600金，其余科長以下根據政績津貼不同，每司所獲不超過3000元。財政部人人有份，皆大歡喜。
這個關于年禮的故事，僅僅只是當時民國官場上前朝陋規難消的滄海一粟。民國初年，盡管沒了“皇帝老兒”這座大山，積疴難消的前清陋規，依然在或深或淺地影響著民國當局政府。
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一項農村調查發現，當時的江西尋烏縣，縣署錢糧艇征柜上仍然還有銀水、過節禮等陋規，市價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糧柜上卻要收十二毛半。經征主任沒有薪水，專靠銀水及其他陋規養他。過年禮不但要送知事，還要送給財政科長，知事送物，科長送錢（十到二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