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品網訊】在古代官場，盡管借節慶送禮“阿附豪強，通行貨賂”之事不絕于典籍，以至于民諺說“當官不打送禮的”。可是，歷朝歷代對此并非不聞不問，而是持遏制態度的，主要是因為其助長貪腐，有傷吏治之本。

　　節慶送禮之風綿延數千年

　　按照國人所講究的“節禮”習俗，端午、中秋、新年這三個傳統節日是千萬不能漏掉的。身處人情社會，焉能不看重一些重大節日里的人際交往。以至于節慶送禮之風綿延數千年，可謂流毒之甚、之遠。民間傳統節慶之禮，晚輩對長輩施予“禮”，長輩對晚輩還以“利”。這種以“禮”換“利”的做法，在不知不覺中被移植到了官場。

　　明中期的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說，“京師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泛愛不專……”士人與百姓拜年都是捧著一顆心來，而官員之間的往來，就有花心的成分在里面。為什么花心？當然是為個人命途考慮。

　　周暉在《金陵瑣事》里還記述明萬歷38年一次過節送禮的浩蕩場面：只見金陵中城兵馬司衙門前聚集了一支長長的隊伍，每人手捧食盒來送禮，竟使道路堵塞。中城兵馬司只是負責管理城區安全和衛生的官員，級別不高。這類小官都有這么多人送禮，官大之人就更不用說了。

　　官場“節禮”的泛濫，助長腐敗之氣，這是肯定的。如果送禮者動用了公帑，那么后果就更加嚴重。為了一己“權欲”，挪用公帑當“節禮”，跑官、要官，甚至買官、賣官，這種以權謀私、欲壑難填之舉，不成千秋罪人也難。

　　以清朝官場“節禮”為例。康乾時期的文官集團總人數在3萬人左右，如果每個人每年所撈取的“節禮”是1000兩銀子，那么一年下來就高達3000萬兩。而乾隆十八年(1753)國家一年的全部收入約5000萬兩白銀、1300萬石糧食。兩下對比，我們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官員的“節禮”差不多是國家財政總收入的一半。如此驚人的數字，已經不再是節慶禮儀那么簡單的事了。

　　各朝都有遏制過節送禮的法規

　　因此，歷朝歷代都曾有過遏制節慶送禮的政策與法規。

　　比如漢武帝于元封五年頒布的《刺史問事六條》，其中就有針對節慶送禮的專門條款，對“茍阿所愛，蔽賢寵頑”，“恃怙榮勢，請托所監”，“阿附豪強，通行貨賂”等，必須予以黜陟。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條》、唐代《巡察六條》，比漢六條的范圍還要廣泛，其中涉及到遏制節慶送禮的條款更多。

　　最為混亂的南北朝時期，有個叫宋世景的北魏官員，依據朝廷嚴懲送收禮的律法，曾對手下官吏進行了嚴格的規范。有個小官因為休假，回來后吃請，雞肉豬肉上了一桌子；還有個小官出去辦差，收了人家一頂帽子，吃了人家兩只雞。這些人情往來的事兒，比節慶送禮輕多了，但宋世景認為，雞毛蒜皮無小事，必須加以懲戒，他虎著臉訓斥道：“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兩位小官被徹底嚇倒了，趕緊叩頭服罪。“于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明代則進一步完善了相應法規，先后制定有《出巡相見禮儀》、《奏請差點》、《巡歷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規，等等，劃定了監察范圍，非常具體，其中對節慶禮物的收受，打擊力度頗大。如“凡饋人與受饋，并罪；饋而不受，未饋而單款有名者，止罪行賄之人。”朱家皇帝或許想從根本上解決節慶貪腐問題的，可惜中后期的明代官場，違制送禮者“如蛾撲燈，焚身乃止”，節慶送禮之風依然盛行。

　　清朝康熙時期，朝廷為整頓春節鋪張浪費和腐敗的現象，曾訂下一紙公約，明禁送禮之風。當時大大小小官員的各家門前都張貼了這樣一張公約：“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閑，應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歲元旦為始，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有蒙賜顧者，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親友，或謁進，或游學，或覓館來京枉顧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不敢答拜，統希原諒。”這種公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監督跟不上，公約的約束力度到底有多大，也就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