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品網訊】先理清一個概念，古代的官人一般是文人，現在的官人許多不是文人，文人是啥？海上篆刻名家陳巨來有文《西山逸士》，專談道光帝曾孫、恭親王奕之孫、畫家溥儒（心畬），他說溥心畬“覺其人恂恂如也，毫無遜清宗室虛架子，又無書畫名家之習氣，所謂像一讀書人的樣子”，文人即讀書人，既然讀書必有筆墨紙硯環繞其室，于是就有了文人的文房四寶，有了文人的各種案頭清供和手邊文玩，說得再直白一些，就是玩物、玩意兒，即文房、文玩。

　　文人的文房是文人手中把玩或案頭欣賞的小器物，其似樹，初時是一干，由干發枝，枝再生枝杈，于是成為林林總總的蓊郁之大樹，枝葉之多難以勝數。

　　文房說到根兒上是文人讀書寫作繪畫的工具，由于文人的天性好玩好消遣，于是工具慢慢演變成可以玩可以賞的器玩，如筆，即是這樣，秦代的蒙恬對制筆作了改進，“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至漢代，毛筆有了發展，這些筆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裝飾，為了便于攜帶，將筆的末端削尖，簪于頭上，不隨身攜帶的筆，或貯于竹筒制的套中，江陵鳳凰山出土的筆套，兩側鏤出透孔，便于筆頭水分的揮發，由此看出什么來呢？當時的文人，筆或筆套只是功能性的工具，而無任何裝飾裝潢型的美化，在漢代器物文具出土的記載中，有筆、墨、硯、研缽，還有硯滴、書刀，有簡牘、帛書、璽印、封泥等，依然是工具性的，雖然也有裝飾，如印鈕上的獸、龜等，但品類極少。

　　那時候，有紙墨筆硯工具性的文具，但文玩形成不了可供玩賞的一個陣營。

　　文房的概念每個朝代都在延展，都在擴張，宋代人趙希鵠在他的《洞天清祿集》一書中，列文房清玩僅有古硯、古琴、筆、墨、紙、畫、怪石、青銅器等數種；元代的《文房圖贊續篇》中記有文房常用器18種；而明代的文征明的曾孫文震亨，在他的《長物志》中收列的文房器物有50余種，僅由毛筆衍生出的文房就有筆格、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覘等，到了清代，文房正如子息蕃盛之家族，繁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文房是文玩，被冠之為雅玩之名，正如明人沈春澤說的，文玩“非有真韻，真才與真情以勝之，其調弗同也”，必須是讀書人是文人，才能有這般雅興和情調，晉代大詩人陶淵明，其詩蘇東坡這樣評價：“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詩人，皆莫及也。”在大名士蘇東坡眼中，陶詩之佳連李白、杜甫都不及他，陶淵明在文玩上亦雅高一籌，其《閑情賦》中透出消息，其“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愿在竹而為扇，含凄飆于柔握”，“愿在木為桐，作膝上之鳴琴”，佩玉植蘭，彈瑟握扇，這就是文人。

　　晉唐文人注重文玩器物的氣韻，宋代文人注重其精致，明代文人注重文玩的品類。宋人皆以蘇東坡為文人典范，后人多關注東坡之仕途左遷右貶、政治風云之跌宕和他名冠千古之詩詞，卻忽略了作為文人的雅玩，如《愛日齋叢抄》記，“東坡謫海外，用雞距筆”；《墨史》載，“蘇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覓不已”；《觥記注》有“蘇東坡有藥玉盞，又有荷葉杯，工制美妙”，這且不算，另說兩件佚事足可觀東坡文玩雅趣。

　　蘇東坡“天才卓逸”，書畫于他是“性所篤嗜”，到處無不以筆硯自隨，他在黃州時，走在路上，看到民家有叢竹老木，就是在“雞棲豕牢（豬圈）”之側，亦必要描摹下來，所以逸筆草草動有生氣，可以說是開繪畫寫生之先河，也可知東坡喜老木奇石。筆記中說，他有一塊“小有洞天”石，特在石下配一座子，座中空出，在座子內放置香爐，座上有幾個孔竅，正對著這塊石，每每焚香則煙云滿岫，這種將焚香之嗅香，靜觀煙云之繚繞，配上“小有洞天”的奇石將是何等的奇思妙想，還有一事，在京城時李伯時得陳峽州馬臺石，十分喜愛放在書房中，東坡一天來造訪看后說：研石為硯，將你收藏的各種玉的器形刻在四周，我在硯池旁書銘文。后東坡作《洗玉池銘》，時為北宋元祐八年（1093）。

　　史上記載許多文人好石，如唐代宰相李德裕，好奇石賞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聞君采奇石，翦斷赤城霞。”從遙遠的赤城即浙江天臺山采集石頭并送到長安；唐代宰相牛僧孺也好石，在洛中一帶得到許多奇石，并在上刻上文字；還有蘇東坡有一塊“仇池石”，是一英石，是他的表弟程德孺送給他的。

　　玩石之風尤盛于宋，甚至玩到了喪國之慟地步，從那時一直到清末民初，“文石”成為文人案頭之玩之樂，可惜民國戰亂頻仍，諸多唐宋傳世賞石毀之殆盡，后美國人理查德·羅森勃姆為中國古石收藏家，收藏一批中國人丟棄的古石，并著有《世界中的世界》一書介紹中國古石，并收藏了一批傳世的古石，后天津藏石大家張傳倫著有《柳如是與絳云峰》一書，詳盡載記玩石之古之趣，足可一觀文人案頭之雅玩也。

　　從文化角度說，紙墨筆硯是文人的“生產工具”，一如農民的鋤頭，工人的榔頭，但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的雅玩就令人刮目了，前曾述，伺候“筆”的家什最多，筆閑置的時間長短決定了以何樣的物件存放它，時間特長的可放在箱篋中，亦可用筆掛“大頭朝下”掛起來，隨用隨取可用筆山筆格架起來或用筆筒插起來，隨身攜帶時可用筆簾卷起來，即使是墨，愈是好墨越是讓它住有宅寢有床，故宮中有乾隆御制的五彩墨，放置它的匣盒講究異常，墨只有在研墨時才會“站立”，平時需平放“躺”著，于是又有了墨床之屬。

　　墨床聽起來很大，其實很小，正像蟈蟈住的房子——蟈籠，肯定很小。墨床一般長不過七八厘米，高一二厘米，常有人誤為木托，墨床有牙玉、木、瓷乃至琉璃料器的，雖小但頗精致，是歷代文人青睞之物，墨床之重視可窺文人對墨之重視。明四家中的唐伯虎有《桃花庵歌》傳世，桃花庵由文征明題匾額，其左側有一亭為“夢墨亭”，祝枝山書有“夢墨亭碑”，唐伯虎建庵，文征明題匾，祝枝山寫碑，明四家此中占了三家，古人講夢墨是吉夢佳兆，初唐詩人王勃夢墨結果文章留傳千古，祝枝山說自己也曾夢墨，墨是書寫繪畫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然古墨好墨其實被束之高閣起來，清代康熙五十三年大臣進貢的一套有精細圖案的《耕織圖》墨，計48錠，其昂貴的價值精細的做工已失卻了使用和實用的功能。

　　折扇被稱為文人的“懷袖雅物”，幾乎成為文人出游會客的道具，其扇面之寫畫，其扇骨之刊刻不必贅述，只說兩件事足讓人振聾發聵，明代閹黨劉瑾，擅權謀逆后被處死，劉瑾家被抄，其金銀財寶古玩字畫不可數計，然而有兩件東西讓正德皇帝憤怒驚懼，這就是劉瑾上朝時隨身攜帶的折扇，在扇骨中竟能藏下兩把鋒利的匕首，打開是扇子，然后可以“圖窮匕首見”，文玩之物變身兇器聞所未聞；另一明代大奸臣嚴嵩，其財產被抄后，僅是各式的折扇竟成千上萬，嚴嵩本人才學高書法好，想必喜歡折扇，折扇扇面是文人逞才思顯技藝之地，想必是眾官吏逢迎拍馬投其所好，亦可見當時社會之時尚，因為在當時皇帝賞賜大臣常以折扇作為賜物，文征明曾有詩文記述皇帝賜折扇之榮耀。

　　折扇從清末至民國時期，寫畫扇面成為南紙局一項重要的業務，甚至支撐了店面經營的半壁江山。在書畫家畫扇面上和文人雅士玩扇面上多趣雅之事，當年書畫家皆訂潤例，初聽潤例不太貴，很低廉，但各種條件附加上去就不得了了，陳巨來曾撰文談潤例之怪現狀，他舉例說，高振霄、沈衛二位老太史公寫一扇面僅三元，金箋和跨行書寫加一倍（六元），單行正楷，再加倍（12元），雙行小字再倍（24元），作篆或隸再倍48元了，篆隸并書，又倍（96元），正、草、隸、篆合錦（192元），如是金箋扇，最高價為384元之巨了，所以當今拍賣會上見到的較特殊的扇面，恐怕當年是花了巨資才得到的。

　　玩扇是文士及藏家青睞之物，據文懷沙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見吳湖帆在家中用漢磚墊砂鍋，說是不是太過份了，漢磚怎可墊砂鍋呢？吳說，我家里找不出比漢磚更不值錢的東西，后隨手抽出筆筒中一把折扇，折扇一面字一面畫是陸潤庠，陸是清同治十三年的狀元，吳打開一只箱子，說里面都是狀元扇，都收集齊了，清朝270多年，每三年一個狀元，加上恩科總共一百多個狀元，這固然是收藏，但也看出清朝作為“懷袖雅物”的扇子有多熱，當時有那么多的“追狀元族”處心積慮地花大銀子求名人扇。

　　文人終生是以書和筆為伴的，有筆必須有筆筒，筆筒放在案頭隨時可以取用插在里面的筆，但筆筒不僅僅插筆，隨手的物件都可以放在里面，如上文所述，吳湖帆家的筆筒中插放一把折扇。筆筒是將竹之雕、木之癭、瓷之畫聚之一身的文人器玩。筆筒秦漢時沒有，那時的筆可以簪在頭上，所謂“簪白筆”，成語“簪筆磬折”即說明筆可以這樣放。后世毛筆普及了，成為文人書畫家不可或缺的東西了，于是筆筒成為文房傳世量很大的一宗。從明至清，各種材質各式雕工各樣奇思妙想的筆筒很多。但還是以竹刻竹雕受人青睞，像歷代竹刻大家都留有竹雕筆筒作品，像“朱氏三松”的筆筒多有傳世，加上歷代的摹作偽作，致使如今的收藏拍賣市場上常有所見。

　　硯是文人文玩之一大項，寫字必須研墨，研墨須有硯臺，硯成為案頭必備。然而文人有癖，說得雅一點是“鴻爪癖”，總希冀人生像雪地行走的鴻雁，留下爪痕。于是見堊墻要題壁，過摩崖要刻石，看到門洞就想題額，總之，時時刻刻想把自家的思維感受感悟寫出來再“固化”一下。于是硯臺進入文人視野，因為硯臺除硯池之外，其他五面均光滑平整，此中變成了文人馳騁文思賣弄才華之地。在諸多傳世硯中，有的硯質極佳做工極妙而傳諸后世的，但大多是因為硯銘是名人而得后世青睞。清康熙年間藏硯大家黃任自號十硯老人，修十硯軒收藏名硯。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曾得到他的“云螭硯”，由此萌發了收藏學者名人硯的想法。他先將自己書室取名為“十學人硯齋”，并陸續收到好幾位學者的自用硯。如朱彝尊玉兔望月硯、袁枚舟形硯、桂馥夔云硯，錢大昕駝磯石硯、姚鼐“講易”澄泥硯等等。這些硯用現代語言表述就是“簽名”的名人用品，一旦是名人之名，此硯就有了文人的氣息，有了歷史的厚重，也有了存世的價值所在。

　　硯，無言展示自身的材質。硯銘卻以思想火花瞬間的爆發炫耀著自己的靈光。最有名的硯銘當屬民族英雄岳飛，其書寫的硯銘八個字：“持堅守白，不磷不緇。”由此銘看到他的雄心堅志。從古至今，許多硯已經被淹泯而無存了，許多硯銘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來，成為后人行動的圭皋，成為規范的箴言，成為永遠的座右銘。文人以刻刻寫寫為樂，喜歡在平面的地方留下自己的曾經。鄭板橋、揚州八怪之一，他發現了自己的一個弱點，他說：“終日作字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賊相也。”鄭板橋真乃大家，可謂“入木三分罵也精”，何謂“賊相”？賊一日不竊手癢，二日不盜技癢，需要不歇手以解心癢也。筆者曾于天津沈陽道買一澄泥老硯，無什么雕工，亦無任何稀奇之處，只是硯池深凹，幾近磨穿。當時深為震撼，也深為敬仰，此硯堪為吾之楷則。心感之處有靈犀，一日靈光一閃謅出一首五絕：“石凹將欲穿，捧硯仰前賢。不敢再磨蹭，惜之每一天。”于是用毛筆書之硯底，請人刻出，后又拓成墨片，求畫家曾昭國補景于其上，又求帛書第一人趙伯光題字，裝池成軸懸之于壁，亦一玩物也。刻刻寫寫，畫畫拓拓，日長安可度，以此療心癢。

　　在這方面，海派畫家唐云是一大玩家，其書其畫其文其詩，典型的文人派。其曾將書畫詩合于一手卷，長五米，分四段，分為白描羅漢、桃花翠鳥、各景山水、酒壺酒具、草叢蟋蟀等，其中有詩題案頭清供云：“斟得一斗長生酒，來供梅花餞歲先。不待華堂放爆竹，便隨香蘿度新年。”唐云除書畫外，在扇骨、硯銘，尤在紫砂壺上獨得文人之先，在唐云收藏的專項拍賣上，可讀出他在文玩上的用心，更可見其過人的匠心。總有人以為這是硯邊剩墨的“余事”，是繪畫紙頭順手一抹的“小道”，但此中最可見其胸中的“雅意”。

　　畫家吳待秋山水宗清四家王麓臺，亦擅花卉。當年有刻銅而名噪北平的張樾丞，其開有文具店，所出售之銅墨盒、銅鎮尺，甚至扇骨，或書或畫，幾乎讓吳待秋全部包下了。這些不僅未損其名，反而使其名漸著稱于北方。民國廿四年（1935），當時的北平市政府動用大力量編撰了《舊都文物略》，將當時北平宮殿、園林、靈寢、碑石等作了較詳細和準確的梳理，最后一章有“技藝略”，要而不繁記載了各種工藝和藝術，其中有繪畫、筆墨、墨盒、錦盒等專項，譬若刻象牙首推于碩，還有吳南愚、沈筱莊等；在刻竹上，言張志魚刻骨甚精，還題到白鐸齋陽文深刻最名貴，此外刻銅、刻瓷等均有涉獵。舉凡這些人都是專門的工匠，現在可以說是工藝大師。重要的在于，許多文人書畫家參與了這些創作，使本來的工藝之作，成了傳世的藝術之作。如畫家金城，許多扇骨的書畫出自他手，再由他的弟弟金西厓刻在扇骨上，這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金西厓許多扇骨的畫稿出自名家，像齊白石、張伯英、溥心畬等人均有作品在扇骨上。筆者收藏扇骨有年，諸多傳世的扇骨，出自諸多大名家之手，扇骨和銅墨盒在民國時期盛行一時，這兩個“方寸之地”成為書畫家展示才藝的新天地。此風還延展至政界，從孫中山到蔣中正，再到宋哲元、馮玉祥、吳佩孚等等，都在銅墨盒上留下墨寶。固然這些歷史的大人物，都曾風云一時，真正有藝術鑒賞價值的當屬書畫家的作品，如陳師曾、陳半丁、顏伯龍、齊白石等的墨盒均為當時頗受歡迎之物。銅墨盒是繼硯臺之后文士們的又一時尚品。

　　文人之玩范圍至民國愈廣，因為社會生產力在發展。畫家于非廠以畫名世，至今他著色鮮麗的畫，獨標一格的瘦金體無人能及。但他還曾是一記者，文章寫得好，周作人這樣評價他：“閑人（于非廠在報紙上發文之筆名）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雋永，沒有人能及。”他曾在民國時期寫了《都門釣魚記》《都門藝蘭記》《都門豢鴿記》《都門蟋蟀記》，近年集為《都門四記》重新出版，從書中亦可讀出文人畫士之玩也。養蘭賞蘭嗅香是文人之嗜，藝蘭之藝應是一技，亦是一美。由蘭而盆，由盆而托，此中升發開去，蘭盆或陶或紫砂，皆是文人書法繪畫的妙思之處。說到豢鴿，于非廠筆下的鴿子確是一“名鴿譜”的展示，讓人看到諸多名貴品種，在這方面，王世襄說：“一九二八年于非廠先生《都門豢鴿記》問世，日手一冊，讀之不輟。”鴿子、釣魚、蟋蟀都成為文人的玩意兒，鴿有鴿籠、鴿哨，釣魚有釣竿，蓄蟋蟀有罐。這些皆是文人玩意兒的“延展”，這樣的延展太多了，文玩之屬不僅僅是我們狹義上的紙墨筆硯、水丞筆格什么的了。

　　文人之玩大之矣，于非廠曾記，他得到釣鉤，上鐫“造辦處”三字，極小極精，這是宮廷之玩啊，故爾其于晴朗之日與二三友釣魚北海公園漪瀾堂，于艇中備一酒爐，瓜果數品、酒一壺，于荷花深處釣魚，并釣碩大無朋之蟹，隨釣隨煮，烹而大嚼飲酒酩酊，真乃天上人間也。正所謂“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文人之玩大之矣，曾藏有紫檀小筒，長11厘米，內有九件骨雕物什，極精，經考證此乃“途利”也。明代屠隆《考盤余事·文房器具箋》“途利”條記：“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為之，內藏小裁刀、錐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發刡、鑷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這或許可算作文人的講究，正像當今女士出門，坤包內必有化妝包，如是而已。

　　文人本身就是一種講究，胸有珠璣筆底黼黻。世間之物皆是一種匹配，案陳善本書，硯留古名墨，于是就有了書齋之中的無限風光。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話語權的是兩類人，一是官人，二是文人。在官人文人合一的古代，似乎文人身份的話語權更多，于是許多文人用的、玩的器物成為文玩，而且是價值不菲。從拍賣信息所得，宮廷之物集一國之力聚地域之精，固然其器其物不失傾城之美，亦有連城之值。然而文玩憑籍文人之雅之學而獨踞書卷文氣，正像劉禹錫的《陋室銘》，此乃文人的宣言書，是書齋的公開信，“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一樣的景致家家有，然一入文人書房，雅氣四射；“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說出閑適道出閑情，而生出瀟灑。進爾總結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文人自傲自信乃至自愛之情躍然紙上。所以最末其反詰一句：“何陋之有？”其潛臺詞恰恰是表白：文人是一種高貴，文玩是一種高價，“陋室”，其實是一種奢侈。

　　文人的玩意是奢侈，當唐云的一把紫砂壺拍賣到千萬之巨，聞一多的一張箋紙信札拍賣至百萬，董橋先生曾花萬余買過胡也佛金瓶梅故事十二開冊頁一開，不到一平尺，拍賣至300多萬元。這些奢侈皆因文人梳籠過，收藏過，所以價值一飛沖天。值此收藏文玩風疾時盛之時，想起唐詩一句，以作拙文之結——

　　寒光乍退風猶切，春色新行柳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