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品網訊】近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師范大學表示：“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這引發了人們對中小學教材內容的討論，事實上，基礎教育教材的改革與變化不是孤立與單一的，新中國成立后的60多年的教材發展改革路徑，與各個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相交織，清晰地顯示著中國教育的重塑之路。
初期教材：著重基本知識
在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確立之后，教育也就被打上了新民主主義的烙印，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這部臨時憲法中，教育的角色被清晰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即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
教育方針既定，教材編寫工作也就隨即展開。1949年12月，國家相關部門集中了一批有經驗的干部和教師編審中小學教材，同年東北開始以蘇聯十年制中學教科書為藍本，編寫中小學教材；1950年3月，教育部、出版總署聯合發出《一九五零年秋季中小學教科書表》，以解決各地中小學教科書版本不一，供應紊亂等問題，教育部、出版總署并就教科書減低和統一售價及供應辦法作出決定。
在這之前，葉圣陶等教材編寫者在1949年秋以陜甘寧邊區等老解放區的國語課本為基礎重新修訂了臨時的語文課本，這也成為新中國第一套臨時的語文課本，葉圣陶了提出將小學的“國語”和中學的“國文”統一定名為“語文”。
根據1950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學國語課程暫行標準初稿》，語文教育的目的為教育兒童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備社交能力和寫作能力，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同時承擔了編寫國家統一教材的任務，并在1951年出版了第一套以老解放區教材為藍本的中學語文課本。
新中國成立早期的語文課本政治氣息強烈，涉及黨史和革命領袖的作品很多，比如小學語文課本中包括《八角樓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師》等，中學課本一些課文如《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冀中的地道斗爭》等，而且此時的語文教材中外國作品首選蘇聯，例如斯大林的《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等。
當時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公德也被看重，“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也被寫進基礎教育教材的課本中。
截至1957年，我國共頒布了全國通用的小學教材五套，中學教材七套，這些教材都很注重對學生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初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教材體系。
但在這之后，“反右”斗爭擴大化，中國的教育事業也隨之走向了誤區，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全國各地開展了“教育革命”，結果留下了相當深刻的教訓。
文革：教材編寫遭受挫折
1960年10月，教育部開始集中精力編寫十年制的教材，并成立了中小學教材編審領導小組。人民教育出版社改編了第三套全國通用教材，并且在1961年出版。
1963年教育部組織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教師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共30人，開始編寫中學六個年級的政治課教材。10月份出版了《道德品質教育》、《社會發展簡史》、《政治常識》、《經濟常識》、《中國革命和建設》、《辯證唯物主義常識》等課本初稿，并在北京市女三中各年級試教，之后于1964年對這套教材進行修改，并且1965年完成了全部的修改工作。
然而，這部教材還沒正式出版，“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從文化大革命發動到結束，這段時間社會主義教育遭受了嚴重挫折，全國的教育事業幾乎陷入了癱瘓狀態，在這段時間，教材主要按照“八字憲法”（土、肥、保、水、種、密、管、工）編寫教材。
十年動亂期間出版的教材，體系混亂，基礎知識嚴重削弱，大部分教材內容牽強附會，穿靴戴帽現象嚴重，文科教材中也插入了大量錯誤的內容。
教材編寫迎合時代不斷創新
1977年，教育部組織起草了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并組織各學科的專家以及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共200多人，成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小組”，集中精力編寫全國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學教材。
1978年國家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作出了要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的戰略決策，我國教育工作的重點逐漸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方面上，從1978年9月開始，全國十年制的中學開始使用統編的教材，這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教材混亂不堪的局面，這套統編十年制教材清除了十年動亂時期教材中的許多謬誤，對恢復中小學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教材的改革在“一綱多本”和“多綱多本”的方針下，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各地紛紛自編教材，探索了不同的改革途徑和模式，促進了教材的多樣化和靈活化。
1978年教育部頒發了《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行草案）》，這個大綱的頒布結束了中學語文教學長期存在的無綱可循的局面。
根據大綱編寫的全國通用的初中語文教材1982年經過修訂后在全國中學開始使用，這套教材沿用了1963年的做法，在選文標準、編排體系、培養能力等方面適應了當時形勢的要求，教材的編排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編排的順序兼顧文章的深淺和時間的先后，按照文章的體裁組成幾個單元，古文放在末尾，編選的文章也力求文質兼美，采用了一些膾炙人口的名篇，比如老舍《濟南的冬天》、朱自清的《背影》、劉禹錫的《陋室銘》、周敦頤的《愛蓮說》等。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國迎來了經濟上的大變革，1985年《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鄧小平更是明確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獲得通過，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繼續強調教育要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1986年，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成立，決定改革統一的教材制度，在統一要求、統一審定的前提下實行教材的多樣化，在教材編寫方面，實行教材的編審分開制度，并于1986年9月正式成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這標志著我國中小學教材制度由國定制改為審定制。
隨后，國家教委開始著手組織義務教育教材的編寫，1991年根據《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和24個學科的教學大綱，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了九年義務教育“五四制”和“六三制”兩套教材，這套教材與以往的教材相比作了較大的改革，該教材于1992年經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1993年秋季開始投入使用。
此外，北京師范大學編寫“五四制”教材一套、廣東一套、四川一套、八院校一套、上海、浙江各一套、河北編寫農村復式教材（俗稱半套），這“八套半”教材除八院校教材夭折外，其他各套教材于1993年秋季起同正式頒布的義務教育課程方案配套，在小學和初中起始年級使用，適應了全國不同地區的需要。
教材改革并未就此停住腳步，1999年又啟動了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和教材的改革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99年以后的教材改革，充分體現了自主性，不單純采用由國家布置任務，對有關部門委托的形式，而是采取委托布置和招標投標結合的辦法，引入了教材的競爭機制，通過競爭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教材改革走向持續高效的發展軌道。